3月1日，青海格尔木市检察院签发了8张拘留证，曾以热血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原野牦牛队的8名成员被依法拘留。3月16日，又发出逮捕证，理由是8人“在执行任务中涉嫌贪污”。
事情发生在1998年4月，当时的“野牦牛队”在鲸鱼湖巡山中，抓获了4名盗猎分子，收缴了两辆吉普车和94张藏羚羊皮，以及枪支弹药等物品。在押解途中，他们放掉了4名盗猎分子和一辆吉普车，又卖掉了扣押的藏羚羊皮，把所得收入用于巡山补助和补发工资，人均分得4000余元。当时任西部工委书记的扎巴多杰知道此事后，曾对他们进行过内部处理，并按月从工资里扣钱，至案发时这笔款项已经扣清。
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，平均海拔5300米，被称为“生命禁区”。这里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，因一身珍贵的皮毛而惨遭盗猎者的疯狂捕杀。1992年7月，青海省治多县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，其属下的反盗猎队伍自称“野牦牛队”。野牦牛队的几任队长，有的为保护藏羚羊而倒在了盗猎分子的枪口之下，有的为可可西里的保护事业鞠躬尽瘁，因而在海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在“野牦牛队”中，有不少队员都属于临时编制。队员们吃的是干馍、方便面，喝的是雪水，几年来爬冰卧雪，风餐露宿，有力地保护了藏羚羊等珍稀动物和其他宝贵资源。去年12月14日，“野牦牛队”获得了中国环保最高荣誉——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，由此成为中国环保的一面旗帜。
队员们在“野牦牛队”干得很苦，每月仅有的260元工资还常常不能按时发放。几名队员是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才想到了卖藏羚羊皮，而他们自己从没有捕杀过一只藏羚羊。
一些原“野牦牛队”队员听说此事后情绪颇为激动，他们不否认问题，但那是为了生存，为了巡山，为了更好地保护藏羚羊。况且也处理过了。
“野牦牛队”经费严重不足，惟一的财政拨款是每年的1万元生活经费，要保护4．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显然力不从心。而且交通工具和武器装备都很差，目前只有3只手枪和1只八一式冲锋枪，两辆小车和一辆大车。由于青海省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，治多县又是国家一级贫困县，目前西部工委累计欠职工工资和差费共11万元。
一位办案人员称，这是一起特殊的案件，因为“野牦牛队”的知名度大。目前此案已属侦查阶段，侦查终结后，检察机关将会依法提起公诉，由法院定罪量刑。“野牦牛队”曾经的英名是否就该因此终结于法律的惩处，各方人士看法不一。
一位女教师颇为痛心地说：“这样一支队伍真是英雄，他们在第一线出生入死，经常只能用生牛羊肉充饥，有时甚至从车辙沟里舀出泥水解渴，请问一些拿着国家工资从事藏羚羊保护工作的人做到他们那样了吗？”
一位电视台记者说：“野牦牛队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，做了那么多工作，我们还能苛求什么？况且“野牦牛队”也在不断完善自己，1999年以后，他们没有卖过一张收缴的藏羚羊皮。
也有人质疑，被捕的8人中有4人是临时工，临时工和四五千元是否能以贪污定罪？
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说，“野牦牛队”确实为保护藏羚羊出力流汗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。但犯了法，就应该接受法律惩处。
检察官许文辉表示：本案毫无疑问已经构成犯罪。虽然有的人是临时工，但经国家授权执行公务，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；由于这8个人是合伙贪污，在计算数额时，不是按每个人分得的4000余元而是按共同贪污全部所得来进行罪与非罪判断，因此按照刑法有关贪污5000元就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，本案数额上够了；尽管此事内部已经处理并扣发了工资，但刑事犯罪必须用刑事手段进行追究，行政手段不能替代。但许文辉认为，在量刑时，检察机关应该建议法院从轻处理。
（《北京晚报》2001．4．4王远 王宁江 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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